2025年7月11日，英国《金融时报》发出重要报道《The rocky path to global carbon pricing》：全球碳定价体系在过去一年继续扩大，截至今年已有 80个全国或地方碳定价机制（ETS和碳税）正在运行，覆盖了约 28%的温室气体排放，并在2024年为公共预算筹集了 1020亿美元以上的资金。然而，这一制度虽扩张迅速，却面临诸多争议，经常陷入“有效性”、“公平性”与“贸易壁垒”之间的难题。
同时，欧盟设定的 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将于2026年开始全面实施，以避免本地产业因排放成本上升而“被海外低碳价竞争者掩盖”。CBAM的出台不仅引起了巴西、印度、中国等大国的抗议，更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掀起重大争议。但正是因为这场争议，越来越多国家开始主动建立自己的碳定价体系——这是否意味着，“北欧经济学家Nordhaus提倡的‘碳俱乐部’模式”正逐步落地？
展开剩余84%本文将从全球扩张背景、制度效果评估、争议本质剖析、未来趋势判断四个维度，深入分析这一复杂问题。
包括中国和巴西在内的国家质疑欧盟新的碳边境税是否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一、碳定价走向全球：“80套机制”有多新？根据世界银行6月10日发布的《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25》报告，全球已有 80个碳定价工具在运作，其中包括 37个排放交易系统（ETS）和43个碳税系统，首次突破80大关。这些机制覆盖了全球约 28%的温室气体排放，其中电力行业的参与率超过 50%，2024年累计筹资超过 1000亿美元，远超前几年的总和。
值得注意的是，碳定价不再是发达国家的专属。世界银行指出，自2024年以来，所有大型中等收入国家（如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已“实施或正在考虑”碳定价机制，中国、日本、韩国、英国也在强化或调适各自体系。这显示出一种全球碳定价“雪球效应”：政策不是统一出台，而是区域先行促进，然后逐步向全球扩散。
然而，28%的覆盖率意味着，仍有72%的排放未被纳入碳价体系，包括全球农业、航运、国际航空、建材等核心高排放行业——全球减排努力因此存在重大“制度盲区”。
二、碳价真的有效吗？“筹资+控排”二元目标面临挑战2024年，全球通过碳定价机制筹集的资金规模已超过1000亿美元，这一数字不仅展现了碳价在财政层面的重要地位，也为低碳转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根据世界银行的权威报告，这些资金主要被投入到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清洁能源项目以及社会发展计划中，部分国家甚至开始将碳价收入直接用于支持低碳技术的研发和部署。世界银行的高层评价称，碳定价正在成为财政稳定的关键支柱，同时也刺激了绿色创新和资本流动，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可持续的融资解决方案。
然而，在筹资规模大幅提升的背后，碳价的控排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尽管碳定价覆盖的排放量显著增加，收入翻倍增长，世界银行的报告也指出，碳价作为价格信号的作用与其在实际减排中的落实之间存在明显的断层。以排放交易系统（ETS）为例，价格波动剧烈，影响着其作为减排激励的有效性。欧盟ETS的碳价曾一度攀升至每吨90欧元以上，约合100美元，但到了2024年，由于全球宏观经济调整以及能源市场波动，价格回落至每吨50至60欧元之间。另一方面，加拿大的燃油税政策被全国废止，工业排放交易系统也受到了连锁冲击，显示出碳价政策极易受政治与经济环境影响而动摇。
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则相对稳定，价格维持在85元人民币左右，约合12美元，涵盖了电力、钢铁等多个高耗能行业。然而，尽管覆盖面逐步扩大，绝大多数排放配额仍通过低价甚至免费发放的方式分配给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场价格的弹性和碳价作为减排激励的力度。在价格水平偏低、制度设计尚不完善、覆盖范围有限的情况下，碳定价的减排动力难以充分释放，企业减排的积极性和创新动力受到限制。
综合来看，尽管碳定价在资金筹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成为绿色转型的重要经济支撑，但其在推动实质性减排、改变产业和消费者行为方面仍面临严峻挑战。价格信号的有效传导需要更高的碳价水平、更完善的制度设计以及更广泛的覆盖范围，否则碳价很难真正成为遏制碳排放的利器。
三、欧盟CBAM的挑战与争议：全球碳价协调的“试金石”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计划于2026年全面实施，主要针对钢铁、水泥、电力、肥料、铝等高碳排放进口产品征收相应的碳价成本，以防止“碳泄漏”——即欧盟内部因碳价上涨导致高排放产业转移到无碳价或低碳价地区，从而削弱整体减排效果。
CBAM被视为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所倡导的“气候俱乐部”理论的具体实践：欧盟通过贸易政策推动其他国家设立碳定价机制，试图推动全球碳价趋同。
发展中国家的压力剧增。巴西、印度和中国等国指出，CBAM有可能违反世贸组织（WTO）的公平贸易原则，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加剧国际关系紧张。 成本核算与透明性难题。如何精准计算进口产品在整个供应链中的碳足迹？如何防范低质量、廉价碳信用被利用以规避真正碳成本？这些技术细节仍缺乏统一标准，增加了执行难度。 收入分配的分歧。欧盟是否应将CBAM产生的收入留作内部使用，还是应部分转用于帮助受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建设碳定价体系？国际社会尚无共识，反映了全球治理机制的复杂性。这些争议背后，实际上是制度公平、技术可行性与全球气候治理协调三大难题的集中体现。CBAM不仅是碳价政策的创新尝试，更是对国际贸易规则和全球合作框架的一次深刻拷问，未来能否成为有效的全球碳价协调机制，仍充满变数和挑战。
四、争议核心：不是“有无碳价”，而是“谁买单、怎么平衡”争议的核心并不在于碳价机制是否存在，而是在于谁来承担这些成本以及如何实现公平的平衡。发展中国家普遍强调，作为尚处于工业化和脱贫阶段的经济体，碳税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额外的负担。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积累了大量碳排放，因此不应简单地将责任全部推给目前的排放大国。这种观点使得欧盟推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被视为一种外部强制，容易激化国家间的对立和贸易紧张。
同时，制度设计上的不足也成为碳价争议的焦点。碳足迹的准确测量本身就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技术工程，涉及供应链的每个环节和环节间的排放分摊，这不仅增加了实施的难度，也为制度漏洞留下空间。在排放交易系统（ETS）中，价格的不稳定以及免费配额比例过高的问题，进一步削弱了市场对减排的激励效力，使得制度的实际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此外，政治和民生阻力同样不可忽视。由于碳价往往会传导到燃油、电力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引发社会不满甚至抗议事件并不罕见。加拿大因公众压力废止了燃油碳税，一些国家的碳税提案在选举周期内反复摇摆，显示出碳价政策的脆弱性和易变性。当碳价信号不够强烈、实施成本高昂且缺乏国际共识时，这一机制的驱动力便会大幅减弱，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减排作用。
碳价机制不是魔术，无论ETS还是碳税，都不能独立实现减排目标。它们缺乏配置与执行能力，容易被制度设计、价格机制与合规管理的缺陷所侵蚀。
但碳价绝非多余——它是市场信号的“哨兵”，为政府提供财政空间，为产业提供调速信号，为企业提供投资预警。未来的关键在于：如何构建一个公平、有弹性、可协同的全球碳定价网络，使政策既能控排，又不伤发展。
欧盟CBAM是一个重磅试水，中国ETS已覆盖多个高耗能行业。下一步是如何联通、如何协商，避免碳价成为“国与国的对立工具”。本文希望为读者厘清这一条“碳价路径”的来龙去脉，洞悉制度障碍与时代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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